明确了民法的理念、原理、原则，就能掌握民法发展的大方向和规律。
于是在案件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形下，各地普遍依赖增加法官数量来减轻审判压力，促使法官数量急剧上升，法官大众化导致法官素质难以控制，案件质量难以保障，司法权威更加难以获得普遍认同。政治利益的纠葛比经济利益额度纠葛对于重大改革尤其是政治、司法改革来说更具有不可逾越性。
从而，如以行政考绩制度，加诸于检察官，则形同将检察官归类为典型的行政官，自属检察官的司法性格不符。这里的"利"与"功"，如今合称"功利"，功利是任何改革者都不能不进行分析判断的内容，只不过将改革的前提设定为利益百分之百饱满，就几乎无法推动任何一项改革，改革要做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照顾到，实在是强人所难。"[4]法官出走的势头并没有因深化司法改革的措施进一步明朗化而止歇，今年法官出走现象引起社会注意和议论。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组成部门而且是司法机关自行摸索的改革。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认识到司法乃国家事权，司法官不应同于行政官员业不应定位于地方官吏，应当充分体现司法官的国家特性[1]。
识破个人利益的纠结，认准的事物放手去推行，非有大智慧不可。当代民众期待的司法官角色是通晓法律、具有独立的司法人格，同时具有理性、良心以及深厚的人文素养。既然合乎逻辑是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合理性的法律议论很难也没有必要拒绝法律三段论的帮助。
纯粹科学和实践智能的差别就在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区分：前者具有确定性, 使用逻辑演绎方法得以发展。纯粹科学主要使用第一种证明的推理手段，它们是确定知识或明证性质的，都出自最终的、究竟的普遍原理进行严谨推断，结论都是最具明证效力的真实知识。" 在自然科学领域涉及真实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涉及正当性，雍琦的论断和我们上文的认识是一致的。许多论辩者展开论辩的目的并非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取胜对方，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将概念的灵活性无限扩大，论证成为诡辩。
如果你不喜欢某个结论，应受责怪的不是逻辑本身，而应是前提。阿列克西主张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都应被重构为逻辑有效的论述，阿尔尼奥和麦考密克认为，只有内部证立才能重构为逻辑有效的论述，外部证立无法作此重构。
可见，演绎式证明得以进行的基础是大前提必须是可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论证理论中，论证是其主要思维方式，非形式逻辑的多元方法是其主要证成手段。" 法律论证的论证、说服特性主要体现在外部证立阶段。赵汀阳认为论证就是"使用某些理由支持某一些结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过程"。我们区分证明和论证的目的并非是将证明的方法驱逐出社会科学领域，而是试图说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法学领域的分析工具主要是论证而不是证明的思维方式，但证明作为论证的有益补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可缺少。
" 这种情况下，使人信服某个观点，需要借助一些实践知识，有时用非理性的方法去说服别人也是必要的。在认知领域，由于所欲证立的对象是事实或真理，证立往往是对真相或真理的"证明"。在法学领域则表现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破除概念法学对形式逻辑过分迷信为己任的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 法律发现的复杂性，导致对司法结论的大前提--法律规范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学者们虽对内部证立中的逻辑有效性要求看法一致，但就外部证立能否被重构为逻辑有效的论述这一问题，他们看法各异。
国外亦有学者持同样态度，如Karyn C. Rybacki和Donald J. Rybacki认为，"论证是一种工具性的沟通形式，它基于推理与证明，透过说或写的各种资讯，来影响信仰或行为。学术研究中，主要在社会科学使用的"论证"理论也被"证明"理论所同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特质，使人们步入将论证等同于证明的观念误区。
论辩中如何能有效地证明和反驳、如何思维方为正确，在对这些问题思索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得以形成。"进而，他认为，"只有纯数学（及其相近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才大量涉及真实性论证（即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证明），而在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论证……通常就都只是关于某个命题的正当性或合理性的论证。" 在他这里，论证成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运用。无论科学事实的发现与表述，还是科学理论的建立和论述，都处处强调不可推翻的证明或证据。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是辩证的推理。这样一个实质性的正当理由，可以阐明从明确陈述的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所依据的形式理由是有效的。
两种推理类型分别应用在亚氏所言的纯粹科学与实践智能的两类学科中。例如"三纲五常"在封建社会具有强制性的公理地位，如果个人有违反该原则的行为，将确定无疑地承受不利后果。
陈波认为，论证是用某些理由去支持或反驳某个观点的过程或语言形式，通常由论题、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构成。四、结语 逻辑仅涉及论证的形式：逻辑所要做的只是将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
理论上讲，之所以有人误以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可能获得具有自证性的结论，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逻辑学者都忽略了人类思辩本质的重要性，而人们思辩的特质便是反对必然性和自证性。西方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已认识到过分依赖形式逻辑思维的弊端，日常语言学派对形式化逻辑进行了猛烈批判，不少逻辑学教师着手进行逻辑教学改革，将逻辑研究与现实世界的需要联系起来，以形式推理为核心的逻辑课程转变为以论证为核心的逻辑课程。
" 所以，舒国滢以为，内部证成"它本质上不过是对应用逻辑的操作"。但，仍有学者以为法律论证主要是一种证明的思维方式，将法律论证等同于逻辑证明。" 在简单案件中，由于作为演绎证立的基础性理由的价值体系--法律规则的存在，法官才能够运用三段论的演绎证立方式诉诸于没有歧义的法律规则。" 社会科学的本质在于思辩，法学的本质则在于法思辩。
受自然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逻辑三段论自近代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法学研究的思维，主张法律适用中通过精确推理可以找到确切的真，并一度成就概念法学在法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他在《工具论》中区分了几种类型的推理:"当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时，或者当我们对于它们的最初知识是来自于某些原始的和真实的前提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
在证立某一命题的过程中，须根据证立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证立方式。" 但他并非简单地将论证等同于证明，而认为论证是关于某个命题真实性或正当性的一种证明方式，是通过引用另一些真实性明显的命题，亦即不但自己确信、而且别人也不怀疑其真实性的命题来实现的。
逻辑学后来经历了斯多葛学派的发展及中世纪的停滞。哈贝马斯认为论证"是一种言语类型，在论证过程中，参与者把有争议的有效性要求提出来，并尝试用论据对它们加以兑现或检验。
" 形式逻辑是人们思维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不管理论还是实践，结论都必须借助形式逻辑方法得出，任何自称反逻辑的人，都不会是反对一切逻辑或反对使用一切的逻辑方法，最多反对的是过度依赖使用某种类型的逻辑。但他在证明与论证概念的使用上却显现思维上的矛盾：他一面在定义中将论证视同逻辑证明，尔后将论证区分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是真实性论证、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是正当性或合理性论证两类，另一面又将涉及真实性的论证视为"严格意义上的证明"。一、法律论证中的证明思维 证明是几何学、数理学等形式科学中常用的一个术语，其特点是：逻辑起点是公理性前提，推导过程使用的是形式逻辑方法--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强制性。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中，虽然其是以消减概念法学对形式逻辑的过度强调为目的，也仍然无法放弃形式逻辑之证明思维的有效作用。
" 论证必须在实质方面令人接受，法律判决获得实效的最终力量来源是法律规范以外的实质性理由。本文分述了两种思维方式在法律论证理论中的作用，在考察逻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一些混淆两种思维方式的误见进行检讨，指出证明和论证思维都有其重要性，法律论证领域以论证为主要思维方式。
" 此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法律规则的选择或解释何以理性地证立"。一个论据包含着种种与疑难表达的有效性要求有整体关系的理由。
" 论证有时在逻辑上可能是成立的，却在内容上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思辩之所以成为法学本质，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立法以及司法时常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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